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矿业、能源、基础设施和商业地产领域的投资持续深入，由此产生的跨境商事争议也日益增多。从铁矿石合资项目的合同纠纷，到矿权转让中的FIRB合规争议，再到股东权益之争和工程款追索，中国企业在澳洲面临的法律挑战涵盖面广、复杂度高。传统上，这些争议要么诉诸澳大利亚法院，要么提交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然而，2015年成立的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简称"SICC"）为跨境争议的解决提供了第三种选择——一种兼具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与国际仲裁的灵活性的新型解纷机制。
本文从中国企业对澳投资的实务视角出发，系统介绍SICC的制度架构、管辖权基础、注册外国律师制度及其对中澳商事争议的现实意义，并就如何在合同起草和争议解决策略中运用SICC提供实务建议。
（2015–2025）
的当事人参与
形成判例体系
来自多法域
遍及全球各主要法域
（2024年度受理量）
I. 何为SICC：制度定位与核心优势
SICC是新加坡最高法院高等法庭的一个专门分庭，于2015年1月5日正式成立，专门审理具有国际性和商事性质的跨境争议。它既不是仲裁机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内法院，而是一个融合了法院诉讼和国际仲裁各自优势的混合型争议解决平台。作为新加坡最高法院的组成部分，SICC的判决具有与新加坡高等法庭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和执行力，当事人可就SICC判决向新加坡上诉庭提起上诉。
SICC的设计理念可以概括为"以法院之名，行国际争议解决之实"。它在保留法院裁判权威性的同时，引入了大量来自国际仲裁实践的灵活机制，包括允许当事人约定适用外国法、允许注册外国律师出庭代理、简化证据开示程序、以及允许当事人排除上诉权等。
"SICC的案件涉及来自6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当事人，已公布逾200份判决，形成了在全球范围内被研究和引用的判例体系。"
— 新加坡律政部长尚穆根（Edwin Tong SC），SICC十周年致辞，2025年SICC的六大核心优势
第一，国际法官。SICC目前拥有24名国际法官，均为来自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各主要法域的杰出法学家。这意味着无论争议涉及何种法律传统，当事人都可以期待由真正理解相关法律制度的法官来裁判。第二，注册外国律师制度。当事人可以委托在SICC注册的外国律师出庭代理，无需强制聘用新加坡本地律师。这一制度极大地降低了跨境争议的法律服务成本，并确保了当事人与其律师之间的沟通连续性。第三，法律选择的灵活性。SICC可以适用外国法审理案件，不限于新加坡法。第四，程序的灵活性。SICC的证据开示规则较传统普通法诉讼大幅简化，当事人可以约定排除或限制上诉权利，程序安排整体上更接近国际仲裁的效率标准。第五，判决的执行力。SICC判决是新加坡法院判决，可依据各国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法律框架在域外执行。在2024年，新加坡还通过立法设立了SICC国际委员会，专门审理来自特定外国法院（如巴林国际商事法庭）的上诉案件，进一步扩大了SICC的国际影响力。第六，保密性选择。当事人可以申请对诉讼程序和判决采取保密措施，这在涉及商业秘密或敏感商业信息的争议中尤为重要。
II. SICC案件量增长与国际化趋势
SICC自2015年成立以来，案件量稳步增长。在其运行的第一年，SICC仅受理了2宗移送案件。而到2024年，SICC全年受理案件28宗，其中新立案件18宗，涉及的争议类型涵盖商业合同、跨境破产重整、股权投资、基础设施工程等多个领域。十年间，SICC已公布逾200份判决，形成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研究和引用的判例体系。
（成立首年）
（其中新立案18宗）
数据来源：新加坡律政部长尚穆根（Edwin Tong SC）于SICC成立十周年活动上的致辞（2025年1月）。2015年数据来源于SICC官方公布。中间年份的逐年数据SICC尚未公开披露。
值得关注的是，SICC在2024年审理了多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例如，在Re PT Garuda Indonesia案中，SICC作出了其首个跨境破产承认裁定，批准了一项涉及3亿美元债务的跨境重整方案，整个程序仅耗时15天。在Pertamina v Phoenix案中，SICC发出了永久性反诉讼禁令（anti-suit injunction），阻止败诉方在菲律宾法院挑战仲裁裁决的效力。在DJO v DJP案中，SICC因仲裁庭违反自然正义原则——具体表现为仲裁庭从平行仲裁案件中"复制粘贴"裁决内容——而撤销了一份ICC仲裁裁决。这些判决展现了SICC在处理复杂跨境争议方面的司法能力和创新精神。
III. 注册外国律师制度：制度设计与实务意义
SICC最具创新性的制度安排之一，是允许在SICC注册的外国律师（Registered Foreign Lawyer，简称"RFL"）直接在SICC出庭代理诉讼。这一制度在全球各主要司法管辖区的法院体系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新加坡法律职业法》第36P条及相关规则，外国律师可以向SICC申请完整注册（Full Registration）或限制注册（Restricted Registration）。获得完整注册的外国律师可以在SICC的所有诉讼中出庭代理，无需另行申请许可；获得限制注册的外国律师则需在每宗案件中单独申请出庭许可。截至2026年2月，SICC共有138名注册外国律师和1名注册法律专家。
数据来源：SICC官方注册名册（2026年2月2日更新）。各法域人数系笔者根据名册逐一统计，按照各注册律师"最常执业法域"分类。因部分律师可能在多个法域执业，分类存在一定主观性。
注册外国律师制度对中国当事人的实务意义在于：当中国企业在SICC提起或应诉涉及澳大利亚法律的争议时，可以直接委托在SICC注册的、熟悉澳大利亚法律的大律师出庭代理，而无需额外聘请新加坡本地律师。这不仅降低了法律服务的总体成本，更重要的是确保了从案件准备到庭审辩护的法律服务连续性——同一位律师既负责案件的战略部署，又负责法庭上的口头辩论和交叉询问。对于需要中英双语沟通的案件，如果该注册外国律师本身精通中文，则进一步消除了语言障碍，使中国当事人能够在整个争议解决过程中直接、无缝地与其代理律师沟通。
IV. SICC与传统争议解决方式的比较
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遇到商事争议时，传统的选择主要有三种：在澳大利亚法院起诉、提交国际商事仲裁（如SIAC、HKIAC、ICC或CIETAC），或者通过协商和调解解决。SICC作为第四种选择，在若干关键维度上具有独特优势。
| 比较维度 | 澳大利亚法院诉讼 | 国际商事仲裁 | SICC |
|---|---|---|---|
| 裁判者选择 | 由法院分配法官，当事人无权选择 | 当事人可选定仲裁员 | 由首席大法官指定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的国际法官或本地法官 |
| 外国律师代理 | ✕ 必须由澳大利亚本地律师代理 | ✓ 一般无限制 | ✓ 注册外国律师可直接代理 |
| 适用法律 | 通常适用澳大利亚法 | 当事人约定 | 当事人约定，可适用外国法 |
| 上诉权 | 享有法定上诉权 | 一般不享有，仅限撤裁程序 | 可约定排除上诉权 |
| 证据开示 | 范围广泛，成本高 | 由仲裁庭酌定，通常较有限 | 简化程序，由法庭管控范围 |
| 公开性 | 原则上公开 | 保密 | 可申请保密措施 |
| 临时措施 | ✓ 法院权力完备 | 依赖仲裁庭或法院协助 | ✓ 作为法院享有完整的临时措施权力 |
| 裁判既判力 | ✓ 具有完整的既判力 | 裁决具有终局性，但执行依赖纽约公约 | ✓ 法院判决，具有完整的既判力 |
| 合并第三方 | ✓ 可强制追加 | ✕ 原则上不可（除非仲裁协议覆盖） | ✓ 可追加第三方 |
上表反映了SICC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它在国际仲裁的灵活性（外国律师代理、法律选择自由、程序简化）和法院诉讼的权威性（既判力、临时措施、合并第三方）之间找到了独特的平衡点。对于涉及多方当事人的复杂跨境争议——例如一个中国矿业企业与澳大利亚合资伙伴、承包商及下游买家之间的多方争议——SICC能够将所有相关当事人纳入同一程序，而国际仲裁往往因仲裁协议的相对性而难以做到这一点。
V. 中澳跨境争议中的SICC适用场景
以下是SICC在中澳跨境争议中最具现实意义的几类适用场景：
场景一：矿业合资争议
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通常采用合资结构（Joint Venture），合资协议中的争议解决条款是关键的风险管理工具。传统上，这些协议要么约定由澳大利亚法院管辖，要么提交国际仲裁。然而，在澳大利亚法院诉讼意味着中国方当事人必须完全依赖澳大利亚本地律师，沟通成本高、文化鸿沟大；而国际仲裁虽然程序灵活，但如果争议涉及多个关联方——例如合资伙伴、服务承包商和融资方——仲裁庭合并管辖的能力有限。SICC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中国当事人可以委托精通中文的SICC注册外国律师直接代理，同时SICC作为法院有权追加相关第三方，实现争议的一站式解决。
场景二：中国判决或仲裁裁决在新加坡的执行
在中国法院取得胜诉判决后，如果判决债务人的资产位于新加坡或东南亚地区，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在SICC申请执行。SICC对跨境破产和判决执行事项已积累了相当的审判经验，2024年的PT Garuda Indonesia案便是例证。
场景三：涉及商业欺诈或公司治理纠纷的跨境争议
当争议涉及商业欺诈、董事不当行为或公司治理问题时，传统仲裁可能因缺乏法院的强制权力（如资产冻结令、搜查令）而力不从心。SICC作为法院，有权发出临时禁令、资产冻结令和反诉讼禁令（anti-suit injunction），对于需要紧急保全措施的争议，这一优势尤为突出。
场景四：合同起草中的前瞻性安排
对于尚处于谈判阶段的中澳商业交易，在合同中约定SICC管辖可以作为一种折中方案。中国方可能不愿接受"争议由澳大利亚法院管辖"的条款（因为对澳大利亚法律制度不够熟悉），而澳方也可能对"争议提交CIETAC仲裁"持保留意见。新加坡作为中立的第三地，且新加坡司法体系在国际排名中一贯名列前茅，SICC管辖条款往往是双方都能接受的选择。
English: "Any dispute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any question regarding its existence, validity or termination,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for adjudication."
中文：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包括关于本协议的存在、效力或终止的任何问题，均应提交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审理。"
注：以上仅为示例条款，实际使用时应根据交易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包括是否排除上诉权、是否约定保密安排、适用法律的选择等。建议在签署前征询专业法律意见。
VI. SICC诉讼程序简要流程
在SICC提起诉讼的基本程序如下：
SICC的程序特点在于其高度的案件管理效率。法庭在案件管理会议阶段即主动介入，与当事人协商确定证据开示范围、证人安排和庭审日程。相较于某些法域冗长的庭前程序，SICC倾向于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从立案到裁判的时间。
VII. 新加坡的区域争议解决枢纽地位
SICC的发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新加坡构建亚太地区争议解决枢纽的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在2024年受理了625宗新案件，其中91%具有国际性质，当事人来自72个法域，争议总金额达118.6亿美元。SICC与SIAC共同构成了新加坡争议解决生态系统的两大支柱。
数据来源：SIAC 2024年度报告。
2024年，新加坡的区域争议解决地位进一步巩固。除SIAC创下新纪录外，新加坡还与巴林签署了双边条约，设立巴林国际商事法庭（BICC），并指定SICC为BICC的上诉审理法院。新加坡国会随后通过立法，在SICC内设立国际委员会，专门审理来自特定外国法院的上诉案件。这一立法创新标志着SICC正在从一个"国际商事法庭"向一个"国际司法网络的枢纽节点"演变。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新加坡的地缘优势不言而喻。新加坡是东南亚的金融和法律服务中心，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密切。同时，新加坡严格的法治传统、高效的司法体系和对国际商事纠纷的专业处理能力，使其成为中国企业进行跨境争议解决时一个可信赖的中立法域。
VIII. 结语：前瞻性思维与争议解决策略
跨境商事争议的解决从来不是争议发生后才需要思考的问题。一个成熟的跨境投资者，应当在交易架构设计和合同谈判阶段就将争议解决策略纳入整体考量。SICC的出现，为中国企业在传统的"诉讼或仲裁"二选一框架之外提供了第三种选择，一种可能在特定情形下更为适合的选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澳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以及两国在关键矿产、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日益增多，跨境争议的数量和复杂度预计将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了解并善用SICC等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将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律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争议解决条款是商业合同中最不受重视却最为关键的条款之一。它在双方关系融洽时被草草拟定，却在关系破裂时决定着双方的命运。"
笔者作为在SICC注册的澳大利亚执业大律师，同时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和中英双语能力，专注于为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面临的刑事辩护、民商事诉讼、矿业争议及跨境纠纷提供法律服务。如您或您的客户对SICC制度有任何疑问，或在涉澳跨境争议中需要法律协助，欢迎随时联系。